[摘要]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见，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将始于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改革难点多
都是“钱”字惹的祸
敞开城市大门，意味着城市要承受更大的资源和人口压力，财政负担加重，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目前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关注“土地城镇化”。这种模式存在严重弊端。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财源。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中国下一轮的城镇化应重点关注“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城镇化”。
城镇化面临着现行户籍制度的严重掣肘，尽管我国户籍改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已启动，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一直以来，户籍改革的基本思路相当明确，即户籍回归户籍登记功能和自由迁徙，剥离附着于其上的各种其他功能，实行居住地准入制。然而，改革推进中阻力重重。早期曾有过影响社会管理的顾虑，他们担心如果放开城市户口限制，允许农民工自由落户，随着人口的大量涌进，很可能会出现贫民窟，犯罪增多、城市环境脏乱差等所谓的“城市病”。
后来则集中于福利担忧。随着公众对就业、教育、医疗、退休、住房等基本需求较前有显著提升，社会也期待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准相应提升。倘在此时敞开城市大门，意味着城市要承受更大的资源和人口压力，财政负担加重，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
事实上，从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
去年由发改委牵头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开展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调研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户籍改革几乎遭到所有市长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户籍改革的成本过大。
中国社科院去年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元到50万亿元的成本。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据记者了解，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目前有三个：一是土地出让，二是地方债务，三是金融贷款。其中土地出让金是最重要的财源。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土地出让金收入为562亿元，同比狂涨263%。
看来，地方政府在打好成本小算盘的时候，恐怕也不能忽略因为人口涌入而带来的额外。土地溢价来自于供求关系，如果没有数亿的进城打工者，仅仅靠城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能催化并支撑出如此庞大的土地财政的蛋糕吗？答案显然是：不能。另外，在农民工完成市民化后为城市创造的财富和价值也不容抹没，尽管这个成本回收和增值的过程相对缓慢。
正是担忧财政问题，目前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关注“土地城镇化”。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财源。
“现在整个中国的发展，一年需要建设用地800多万亩，基础设施建设去年需要361万亩，工矿业大约需要268万亩，房地产是200万亩。很多城市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出让，大量地依靠卖地收入搞城市建设，是不合理的，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土地财政要转型，我们要探索建立由地方的主体税源和主体税种，让地方有可持续的财税来源。”韩俊对记者说。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中国下一轮的城镇化应重点关注“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城镇化”。要侧重把那些已经住在城镇地区的人们变为真正的城里人，防止继续走圈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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