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日,旧上海市图书馆修缮扩建工程第一期即将竣工,待二期工程结束后,这里将变身杨浦区图书馆,重新延续其初的使命,成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
近日，旧上海市图书馆修缮扩建工程期即将竣工，待二期工程结束后，这里将变身杨浦区图书馆，重新延续其初的使命，成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
记者在现场看到，修复好的图书馆大楼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彩绘壁龛、红缸砖地面、一整面外墙、琉璃瓦屋脊，建筑的年轮得以保留。据负责该项目的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顾正斌介绍，此次修缮以老工匠为主，他们大多50多岁，从业经验丰富，彩绘则请来有30年经验的老画师。在外墙板修复中，经专家研讨，放弃简便快速的配筋灌浆划格粉面的施工方法，采用原建筑的干挂灌浆法，每三天只能施工一层。虽费时费料，但老工艺得以沿用，也体现了对历史的敬畏与尊重。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颁布上海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今年正好30周年。这30年，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上海近现代以来，以数量之巨、质量之精闻名于世的建筑还有多少被保留？该怎样和城市发展和谐共处？也许，旧上海图书馆的“新生”可以提供一些新思路。
城市更新可否坚持一些“保守”
近年来，上海的天际线不断刷新，各种新地标不断出现。在这过程中，有不少人开始反思，城市的历史文脉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得到延续和传承？曾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呼吁，在建筑上，我们不妨学一学法国人的“保守”。法国蓬皮杜中心落成时，这样的现代建筑曾让巴黎人震惊，也让当时的中国人震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座新的建筑和巴黎城市的冲突张力始终存在。当时的中国，城市里全是传统建筑，到今天，我们几乎已经用像蓬皮杜这样的建筑把它们全部替换掉了。”
撰写过《是否应当绞死建筑师？》一书的法国建筑评论家菲利普·特莱蒂亚克认为，如今，再在巴黎建造一个蓬皮杜中心这样的建筑几乎不可能。“现在的法国人比较保守，希望保留历史建筑。”菲利普谈到，来自历史建筑的“挑战”一直困扰着法国建筑师，因为不想破坏原有的文化。曾有一位建筑师想在某个百货大楼旧址上造新的建筑，受到各方面阻力，项目就耽搁下来，“法国要造新的建筑很难”。
2000年，王澍曾尝试用回收材料建造宁波博物馆，当时房地产兴盛，到处都在拆旧建筑，“看到那么美丽、有尊严的存在突然被像垃圾一样丢弃，作为建筑师如果麻木不仁、毫无反应是不正常的。”他认为，中国的处境和巴黎恰恰相反。“我和法国建筑师交流时，他们苦恼的是文化气氛太保守，但保守不全是负面的。如果周围保守的建筑被摧毁，蓬皮杜就没有存在价值，恰恰因为有对比张力才回味无穷。”他曾隔着一个街区，通过老建筑的夹缝拍摄蓬皮杜中心，“时间的感觉重叠在一起，这才是有意味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就以“阿拉丁神灯”的故事举例，提醒人们不要用新灯去换具有魔力的旧神灯，终会得不偿失。在前不久的一次讲座，郑时龄给观众看了一张上海国际饭店的照片，它曾是亚洲高的建筑，如今被淹没在上海的摩天大楼里面。“很多建筑周边都冒出高楼大厦，一些建筑的历史环境被破坏。有的在原来历史建筑上面再叠一块建筑，完全破坏了它的文化价值。”
“上海2040”总规划目标是到2040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而上海的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也都与此有关。“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修补和改善。”郑时龄提出，城市更新不是把过去老的东西全部抹掉变成新的，而应该是可持续的有机更新，是在城市上建设城市。上海的总规划目标也在早提出“文化保护”控制线的地区，未来将充分挖掘保护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建立健全跟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相匹配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历史城区的概念，就是把原来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再加上黄浦江、苏州河两岸，以及其它重要地区，一共划定了47平方公里的历史城区、44片文化风貌区，重点是要保护建筑空间肌理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修缮技艺传承是重要保护环节
《我在故宫修文物》去年被评为佳纪录片，如今，这部片子被制作成电影，12月16日公映。在上海举行的讲座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将历史回溯至1925年10月10号，故宫成为一个人民的博物馆，开馆天人山人海，下午观众离去的时候，故宫的老员工在地上捡起被踩掉的鞋子，足足装了一大筐。他感慨：“这说明了人们的文化需求旺盛，保全文物是我们的责任。”
2014年5月，单霁翔在巡查时发现，刚刚修好的太和殿突然搭起了脚手架。工程师告诉他，招投标中标单位自身没有装修队，中标之后开始找包工头，包工头再以便宜的价格找农民工。
因为种种原因，故宫计划每年修一栋大型建筑。单霁翔果断将项目停了下来，一连停了三年。“因为这个历史责任我们没法负。”单霁翔说，文物建筑保护要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不改变文物原状，还必须进行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尽管有一大批着急观看的观众，但对修文物这件事，不能着急，给时间以时间，才能让文物回到原来的面貌。
去年，单霁翔向国务院提交报告，为故宫争取“特事特办”的机会。重新运作后，不再把古建修缮工程视为“工程”，而是视为“研究性保护项目”。乾隆花园主建筑的修复计划用七年完成，每个文物都用原来的工艺原材料原技术修缮。“今天的人们也许看不到他们的努力，但两三百年后，人们再修缮时，能知道当年使用什么样的材料和技术，这就是今天工匠精神必须秉持的。我们要为了未来保护今天。”
同样的保护困境也发生在上海石库门里弄。日前，在对12号线南京西路站石库门的拆解和复建时，施工团队使用原本的老砖，实在找不到再补配，尽大限度保留老建筑风貌。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曹永康认为，专业的设计施工团队对石库门里弄的可持续性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其实“石库门里弄建筑营造技艺”早已列入国家非遗名录，但目前这一技艺没有得到很好整理。“技术要有实践，没有工匠谈什么工匠精神？参差不齐的设计施工团队，对石库门的破坏非常大。需要培养工匠，将石库门保护这一专门的修缮技艺传承下来，这是保护的重要一环。”他提出，旧改对历史建筑价值认知不足，只会把它修坏。
曹永康呼吁，上海应设置石库门专题保护制度。“石库门里弄目前保护状况不容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的保护制度不全、定位不准。比如，目前石库门被笼统归类在住宅类，由于没有专门的设置分类，很难使石库门区别于一般住宅，也很难体现石库门独特的价值。”
记者手记
石库门，上海人的乡愁
“董家渡拆之前，我曾带学生去那里调研和记录。我发现，每栋房子里都别有洞天。人们会自在地安排每个空间，也许同一个房间里既要炒菜又要洗澡，但在阁楼上，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花园，那情景让人非常感动。住在那里的人们，也许并不富裕，但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生活有滋有味。邻里关系也很好，哪家来了远客，会有人站在弄堂口喊一声，还会一家家传声下去……”在一次讲座结束后，一位建筑专家有声有色地描绘起十几年前探寻董家渡的情景，令人无比向往。
有人说，石库门里有上海一代人的乡愁，缚着这份乡愁的，除了老房子，还有传统的充满温情的生活方式。利用新技术，石库门可以用旧的材料和手艺一点点修缮和重建，但房子里处处填充着的真实生活细节能否也被修复和传递？
摄影师席闻雷花费近十年的时光来拍摄上海屋里厢活色生香的情景。一幅幅照片里，老石库门内部处处可见实用和审美的细节设计，还有每家每户真实而平淡，在普遍拥挤的空间里，用心设计生活的故事。他希望，这份图像档案给城市文化研究带来新的观察视角的同时，也启发观众思考如何设计自己的生活空间。石库门的“屋里厢”文化给我们的感动和启示还有更多，只有在改造中保留其居住功能，才能让这种文化不断层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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